论苏轼的贬谪经历和创作成就

2013年01月27日 14:18:05 苏内容
  标签: 苏轼
阅读:7328

  苏轼的一生起起伏伏,仕途坎坷,但他心胸宽广,面对逆境泰然处之,创作了大量内容丰富、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,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他不断遭贬谪,身心得到磨炼息息相关。故研究贬谪及其创作之间的联系,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苏轼。
  一、贬谪经历
  嘉祐元年苏轼到汴京赴进士考,次年参加考试,以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取为进士。25岁授河南福昌县主簿,不赴。26岁参加制科考试,入第三等,以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。30岁召回京,历任殿中丞、直史馆和差判官诰等职。熙宁变法开始,因与王安石等政见不合,请求外任。36岁起任杭州通判,接着先后为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知州,直到44岁。
  苏轼外任以来,诗文中时有对新法流弊的针砭。这在苏轼的原意是“缘诗人之意,托事以讽,庶几有补于国”,但一些投机新法的人,却摭拾苏轼诗中的片言只语,弹劾他“衔怨怀怒,恣行丑诋”“指斥乘舆”。因此,神宗元丰二年,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入狱,这就是所谓“乌台诗案”。“乌台诗案”之后,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,本州安置,不得签押公事。从此他在黄州度过了五年的谪居生活。
  元丰七年三月,苏轼改授汝州团练副使,本州安置,仍不得签押公事。他因有田在常州,向朝廷请求常州居住。次年,神宗去世,十岁的哲宗继位,高太后垂帘听政,起用司马光为相,旧党人物纷纷上台,苏轼被迁为登州太守。到任仅五天,又诏回朝中,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,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。一连三次提升,这是苏轼由贬谪到起用的一个重大转折。但这时苏轼又不满意司马光尽废新法,主张“校量利害,参用所长”。于是与司马光产生分歧,又受到旧党的排斥。为摆脱党争,苏轼再次请求外任,54岁出知杭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,但就在这一年高太后病死,哲宗亲政,原来投机变法的章惇、吕惠卿、蔡京等人又补起用。苏轼第三次请求外任,出知定州。
  苏轼出知定州的第二年,章惇为相,改元“绍圣”,意谓继承神宗的施政方针。但章惇、蔡京之流抛弃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,把打击“元祐党人”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,苏轼又被视为旧党而受到弹劾。先是被取消瑞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称号,后又被取消定州知州职务,改授英州。但未到任又贬为宁远军节度使,惠州安置,不得签押公事。苏轼在惠州居住两年,绍圣四年又责授琼州别驾,昌化军安置,不得签署公事。哲宗绍圣四年七月,苏轼“垂老投荒”到儋州,在这个“海角天涯”又过了三年“食饮不具,药石无有”的艰苦谪居生活。直到徽宗即位,建中靖国元年五月才被赦归,次年七月病死在北上的常州路上。
  二、丰富的文学创作成就
  纵观苏轼的创作历程,可分为三个时期。一个人的创作要受其身处的外部环境和个人思想的很大影响,而关键在于超越自我,超越人云亦云的窠臼。苏轼就几乎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。
  在东坡体形成的雏形期和形成期,苏轼以柳词的行役题材为切入点,渐次深入到其他词体,同时又以自己习惯的典故、学问的方式填词,先是颇多应景戏谑之作,然后转变为具有严肃创作意识的自觉写作,抒发内心情怀。这为东坡体在黄州达到顶峰作了铺垫。 “乌台诗案”后,苏轼被贬至黄州,政治失意反而成就了他诗歌创作的顶峰。黄州期间的文学精品当属此四篇,分别为《赤壁怀古》、调寄《浪淘沙》;两篇月夜泛舟的《前后赤壁赋》,一篇《承天寺夜游》。其中《赤壁怀古》一词气势磅礴,苍凉悲壮,被誉为“千古绝唱”。词中表达了诗人对往昔英雄豪迈的钦慕和自己功业未成的感慨,真是“人生如梦,一樽还酹江月”。至于《前赤壁赋》则显现了诗人旷达的心境,尤以充满哲理的一段最为让人感悟良深。
  苏子曰: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?逝者如斯,而未尝往也;盈虚者如彼,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,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;自其不变者而观之,则物与我皆无尽也,而又何羡乎!且夫天地之间,物各有主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;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,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,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” 诗人被罢黜,心中自是苦闷,但这种苦闷却在自然天地间得以解脱。此赋代表了宋代散文赋的最高成就。小品文《承天寺夜游》描绘了一个澄静月光笼罩下的世界,作者因受打击而备感压抑的心灵也在此得到了慰藉和净化。全文清秀自然,实为佳作。 苏东坡少年好远游,生性豪放不羁,踏入仕途后,胸怀经世济时之志。与其性格相应,他前期的诗作往往清新雄阔,“如行云流水,初无定度。但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不可不止。”(《答谢民书》)或出人意料,或连用奇妙的比喻,气象逼真,如《游金山书》。而在《密州出猎》中表现出来的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慷慨激昂情怀和豪迈风格更是以前词家所未有的,被推崇为第一首豪放词的代表作。 在苏东坡创作的后期,他仕途坎坷,遭到流放贬谪,但是这些人生遭际不仅没有使他意志消沉,反而增加了他的人生体验,诙谐幽默的笔调在其后期作品中更是常见。当然在前期的创作中,苏轼也有戏谑之作,如《南乡子·席上劝李公择酒》:“旧日髯孙何处去,重来。短李风流更上才。”以《三国志》孙权的“髯须”典故和《新唐书》中李绅的“短李”典故(李绅“形短能诗”)来分别比喻孙觉和李常,兴会神来,机智幽默,然而意境不深。而在此时的《洗儿戏作》中,“人皆养子望聪明,我被聪明误一生。惟愿孩儿愚且鲁,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 这既是一种戏谑,又是对自己现在处境的自嘲。
  总的来说,苏轼对后世影响最大也最为后人所喜爱的,还是寄情于山水田园和抒发个人情怀的诗歌。
  三、创作成就与贬谪之间的关系
  苏轼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,这些创作成就与他在政治上遭贬谪有着密切关系。
  (一)贬谪影响了苏轼的性情爱好
  苏轼的性格开朗乐观,豁达大度, 他敢爱敢恨,忠诚直言,歌颂正义,痛快淋漓,批评弊端,无所畏惧。在经历人生一连串挫折后,毫不妥协,一直保持着对生活乐观执著的态度。这些,在他的作品中或直白或含蓄地表现出来。这种性格的形成来自与贬谪期间生活的艰难困苦。
  苏轼的一生儒家思想起着主导作用。他羡慕屈原、诸葛亮等经世济时的人物:“丈夫重出处,不退要当前。”(《和子由苦寒见寄》)他按照儒家的仁政爱民的清官标准,认真为人民做好事,歌颂正直的官僚。同时,又针砭时弊,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;他作为一个大义凛然、敢说敢为的儒者,面对各种打击,始终表现出一种倔强、不屈的个性。正因为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起着主导作用,所以屡遭打击后不颓废、不归隐。 他的许多诗歌都充分表现出在贬谪期间生活贫病交迫的处境,苏轼性格的开朗豁达也正是在这种逆境中形成的。纵观苏诗,淳朴、清新,流露出一种愉悦,没有伤感和哀怨,而是从劳作中学到了一些知识,获得全新的感受,在诗中真情自现,感悟生命,热爱生命。
  在贬谪期间,他自觉守护高贵纯洁的人格,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,因为苏轼与陶渊明一样同处逆境,生活窘迫,他向往陶渊明的人生和诗歌境界,并在和陶诗中得到心灵的慰藉,使自己在逆境中能更好地守护高贵、纯洁的人格,这就能很好地理解他为什么那么追求陶渊明的人生和诗歌境界了。
  总之,艰难的贬谪生活造就了苏轼豁达开朗的性情,不再纠结于世俗名利和传统的价值观念。
  (二)贬谪丰富了苏轼作品的表现内容、表达方法
  首先,贬谪给了苏轼游历山河、名胜古迹及其了解、融入各地风俗民情的机会,使他在感慨身世沉浮、山河秀美的同时,留下了许多题材丰富、体裁多样的诗篇。
  元丰三年苏轼前往谪居地黄州,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,他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达黄州。来到这荒野蛮夷之地,短暂的孤寂与痛苦,调动了他敏感的神经,迸发出跳跃性的思维,使他迅速融入当地的生活之中,并非常诗意地生活下来,而且生活得很超脱,旋风般地忙碌着,寻觅到了远离政治漩涡的人生乐趣与超脱的自由,哀伤的时候超然豁达,快乐的时候浪漫潇洒,凭着自己来黄州后的第一感觉,写下了《初到黄州》:
  自笑平生为口忙,老来事业转荒唐。
  长江绕廊知鱼美,好竹连山觉笋香。
  人的最大痛苦来自自己的心灵创伤,想要获得真正的解脱,必须首先解决自身的心理问题。苏轼刚刚承受了人生中最大的打击,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,他以自嘲的口气写了到黄州后的这首诗,想在矛盾思绪中寻求解脱,在矛盾的生活中寻求生存,也是这种自我解嘲的独特方式,使他想到有时间和机会欣赏长江的“鱼美”和山中的“笋香”。这首诗反映出苏轼从现实的痛苦中回到现实的生活中,并能重新面对今后的生活。他很善于与贬所之地官民交往,从他的诗中可看出他与他们关系很好,如《东坡八首》《和何长官六言次韵五首》等。苏轼在贬谪期间还创作了不少思乡怀人之作,如《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》等。
  其次,在创作艺术手法上,他贬谪期间的诗歌很多是托物言志,将自己的内心感受用诗歌表现出来,能够做到言尽其意。他去贬所途经之作常常是感物而发,他还常常通过海棠、梅花、荔枝、月亮等来托物寓意。
  [作者简介]
  聂伟(1968—),女,江西宜春人,江西省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,硕士,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。

 

苏轼经历的官场

铁打的官场,流水的官。这个事实,任是谁都改变不了。
 
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。有些官员深知这一点,为官一任期间连是非判断能力都不要了,为保官帽、能够提升,信奉的是“只要跟对人就不怕站错了队”,堕落成卑鄙小人不算,甚至还借口“上面有人”,连苏轼这样高不可攀的人都敢下黑手。
 
苏轼22岁就高中进士。其实一个进士对东坡居士来讲根本不算什么,纵观中国历史,出过多少状元,又有几个状元被后人记住了?而苏轼,直到今天,不仅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,东坡肉还成了不少普通民众喜欢的一道菜。
 
苏轼是文学巨人,也是英明的政治家。在中国,一段时间里,知识分子始终有颗忧国忧民的心。作为一个社会良心的代表,让这样的人来管理国家是让人放心的,但是,苏轼一生在政治上却非常不得志,这究竟是为什么?因为苏东坡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,是一个有心肝的文人,是一个有自我判断力的智者。
 
苏轼在政治上的几起几落都是围绕着新旧党的浮沉来展开的。这么一个天下难得的奇才,可就因为人讲究良心,不会昧着良心说话、做事,有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良心,在新、旧党执政的各个时期都没落了个好。
 
一开始对王安石的所谓变法,苏轼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。神宗熙宁二年(1069),同样大腕级人物王安石任神宗相开始,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,苏轼就开始走霉运了。更让我们想不到的是,这霉运一走就走了三十二年,至徽宗元符三年死为止。
 
对于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这场变法,苏轼从来就不是守旧派,但看到新法行急伤民,社会矛盾更加突出,苏轼认为王安石的此番变法是弊大于利,就多次上疏陈述新法的弊言。苏轼的态度是如此的鲜明和积极,而此时王安石又得到了宋神宗的重用。苏轼的政见与此时国家的政策完全相左,不要说重用,不处理就算好的了。苏轼也识时务,只能要求外放了,到密州(山东诸城)、徐州等地方任官。
 
自古“文人相轻”,那要看说谁了。说起政见上的积怨,苏轼与王安石的积怨那不可谓不深了。苏轼、王安石虽然是难以共天的政敌,可都是天下少有的正人君子,政治见解上的差异再大,都不影响彼此对对方才华的欣赏。当然,人一跟人比,差距就出来了。伟人是肝胆相照,小人却是防不胜防。王安石对苏轼是惺惺相惜,小人却坐不住了。即使已经被外放了,政敌谏官李定等还摘出苏轼一些讥讽新法的诗句,制造出所谓的“乌台诗案”对苏轼进行弹劾,实际上是想对一代伟人斩尽杀绝。
 
出狱后的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元丰八年(1085),神宗驾崩,高太后垂帘听政,政坛风向全变了。风水轮流坐,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又“西风压倒东风”重新执了政。苏轼被招回汴京,任起居舍人、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知制诰职。按小人行为方式,苏东坡这回对旧党应该是感恩戴德,张口闭口都是歌功颂德的,可历史巨人是不会昧着自己的良心讲话的。苏东坡多年外放,当然也看到了新法的一些不足之处,但谁也无法否认新法给社会带来的活力。到了众官员都在置事实以不顾要废弃新法的时候,苏东坡又义无反顾出面去力挺新法。见过不会见风使舵的官员,可没有见过这么不会见风使舵的官员,因此,苏东坡必然又再一次外放,到杭州、扬州等地做地方官去了。
 
绍圣元年(1094),宋哲宗亲政,“东风压倒西风”,新党又粉墨登场了,此时已经是58岁高龄的苏东坡不仅没有得到新党的重用,反而又一次遭贬,先贬黄州,后贬琼州。直到元符三年(1101),宋徽宗即位,苏轼才被大赦北还,转年在常州的归途中染病从此离开了人世。

付秀成

扩展阅读